苏文峰口述，蔡越执笔
记得那是1974年，我从台湾前往美国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社及一些出版社拜访。那时我还很年轻。坐在华府的《今日基督教》办公室中，我向该杂志的编辑请教编辑理念（Philosophy of Ministry），他回答我∶办刊物当有宗旨，要能够帮助读者解答永恒性的主题∶ 我如何认识上帝，如何爱与被爱，人生的意义，生存与生命，流浪与回归……
35年了，我仍旧在为此探索和努力。
聚拢漂泊的心──创刊
拜访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社那年，我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，担任著主编杂志、书籍的工作。 6年之后，即1980年，我们夫妇接受了美国基督使者协会的邀请，离台赴美，在宾夕法尼亚州，主编以北美华人为对象的基督教杂志《使者》。
不觉时至1989年，大量的中国知识份子精英，带着加缪（Albert Camus)描述过的那种痛苦，选择了涌向海外、异地漂泊──“在一个突然失去光亮的世界中，人会感到自己是异乡人，是陌生客。他的流放无可补救，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故园的记忆和对乐土的希望。”（法国作家加缪）
他们是带着强烈的困惑走出国门的，他们的出走，也明显形成“中国走向世界、世界走向中国”之势。和他们接触越多，我越感受到他们欲认识真理而不得，想爱与被爱却无力，身在流浪、心灵切切盼望归家的痛苦……他们的痛苦是那样的深刻，他们的探问是那样的强烈，使人动容、无法不感同身受。
我迫切感受到，需要有一份杂志来解答他们的困惑，带领他们认识上帝，得到人类永恒性问题的解答。正如我的妻子郑期英（也是我台大的学妹）所说∶“除了上帝和平的福音，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盼望？”
“若我们能把握良机，全力嬴得他们信主，中国今后的光景将截然不同。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无疑文字是最佳的媒介。”我也在自己的《历史性时刻》一文中，表达了这样的愿望。
于是，1992年11月，在许多人日日夜夜的迫切祷告中，在洛杉矶、我们的家中，《海外校园》（取“海外觅真理，人生即校园”之意），这第一份针对大陆海外学人传福音的杂志，终于出版了，并以“我从哪里来？我置身何处？我往哪里去？”（创刊词）这样的呼声，聚拢异地漂泊的游子的心。
挑战和回应的历史──至今
英国历史学家、巨著《历史研究》（A Study of History）的作者汤恩比(Arnold J. Toynbee )说过，人类历史，就是挑战和回应的历史。
《海外校园》从创刊到一百期，也正是回应时代的挑战、在回应中传扬福音的历练。
1992-1995（创刊号-14期）∶“基督教热”时期
“最初促使我跟你们接触的，是好奇；对自己的信仰的无限忠诚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；如果你们这本刊物想让不信神的人看，请你们回想一下自己不信神时的情况；既然你们相信‘灵’，就请不要给我讲那么多‘理’。”
──留美学人“平底锅”，于1993年11月致《海外校园》
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，也促成了中国人的“出国热”。在苏联解体、柏林墙倒塌的隆隆声中，无数中国学者、学子，也从相对封闭的黄土地上，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蔚蓝色天空下。
他们带着对宗教的困惑疑问，带着对真理的热烈渴求，带着慕道者对信仰的不息探索，发出了和“平底锅”一样的疑问。
对此，《海外校园》把回应重点，放在了基督信仰的探索问答上，例如∶上帝是否真的存在，耶稣是谁，圣经真实可信吗？……
于是，就有了许牧世老教授（海外基督教华人出版界泰斗）的回应文章，如《他正在祷告》、《瓦器中的宝贝》。
有了《海外校园》编辑与著名学者、作家，如刘再复、方励之等的深度对话（9-20期）。
有了真实感人的见证和认识信仰的分享，如张玫珊的《帐篷》、里程的《迢迢真理路》。
也就在这个时期，《海外校园》奠定了杂志内容“有情、有理、有灵”、文风则 “像清晨在林间漫步，可以感到上帝的光芒从头顶照下，却不过于强烈和灼热”（语自宁子，南京旅美作家）的原则，并保留至今，成为了《海外校园》的特色。
1996-1999（15-38期）∶“成家立业期”
“圣经说∶‘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穿什么……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……’然而，我却觉得，这段经文虽然文字优美，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。幸福依靠个人奋斗！”
──来美探亲的中国作家协会作家红叶，1997年致《海外校园》
90年代后期，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富起来，沿海特区的开发、外资的流入，以及国内外频繁的交流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追求理想，变成了“白猫、黑猫”的实用主义者，“个人奋斗”的思潮开始显露。
而此时，大量的中国留美学生，包括《海外校园》的读者，也开始进入“成家立业期”──不仅毕业、成家、绿卡已经在握，且以专业人士的身分进入中产阶层。他们急切地开始了价值观、人生观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探索。
感受到这些学子和配偶，以及前来探亲的父母亲人的需要，《海外校园》以每月一个主题，讨论与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∶“爱与恨”、“善与恶”、“男与女”、“成与败”、“理想与现实”、“丈夫与妻子”……
《海外校园》刊登了许多故事见证、生活品谈、信仰争辩，例如荣子的《巴黎春回》、海斯特的《用杖教子，行吗？》等，并邀约北美等海外教会中各种观点的人或举行座谈会，或笔谈，向读者呈现出共同信仰中的多元观点。
这期间，《海外校园》还出版了许多书籍，如《游子吟》，至今一版再版。
2000-2003（39-62期）∶相遇突破期
“如果耶稣生活在中国，他会有什么答案？……30年代的中国是觉醒的，90年代的中国，却是清醒的。觉醒之后可以去找出路，清醒之时已无梦可做。”
──晓子，定居英国，写于2000年《海外校园》39期
相对于美国自九一一始进入衰退，中国经过10年发展，进入经济真正起飞、蓬勃发展的阶段。中国留学生逐渐形成回流──“海归”。
《海外校园》的中国国内读者，大幅增加，这就要求《海外校园》不可只有海外视角，也要满足国内对信仰的需求。
“中国知识份子千百年来，以热血独揽天下责任的虚幻已破灭”（语自“拔剑出京城”），此时代，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学子，皆已将关注的重点，从国家、民族、大义等，转至突破自我、医治创伤，在理性、情感、感情上自我实现、自我提升，等等方面。面对信仰，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排斥，但也不再那样热血沸腾，他们只是询问∶信仰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？信仰能不能不只是神学理论，也能具体落实到生活中？
假如你不能迅速给出答案，你就失去了他们。
因此，《海外校园》又回到基本的探索问答，重在“如何与上帝相遇”，以及个人生命困境的突破。主题例如∶人与上帝、人与己、人与物；与神相遇在生死中、大自然、亲情中；创伤、环境、自我、信仰等的突破……让信仰在人生各种际遇中显明，让真实感人的见证，活泼生动地将信仰诠释。
例如，余宗泽《爱家的男人死在半路上》，吴蔓玲《我如此走出同性恋》，钱锟《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》等，都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回响。叶子的系列中篇小说《回家的路》、《雪在烧》等，更使得读者迫不及待，打电话到编辑部，要求提前透露后续的故事情节。
也在这时期，《海外校园》杂志社开办了《举目》杂志，读者对象是参与事奉的基督徒。
2004-2007（63-86期）∶关系寻找期
“离开家去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心里并不留恋……我心里只是希望父母至少能和我聊聊天，稍微关心一下我到底在想什么。有时候，我开玩笑地对妈妈说，她不会教育孩子。她说∶怎么没教育？我不是天天骂你吗？”
──大学三年级生莲子《上不得天，入不得地》，《海外校园》91期
钱钟书有一部没有完成的法语译作《百合心》。“百合心”的意思是∶人的心有如百合，层层剥开，唯余虚无。许多“80后”（1980年代后出生的人），便以此自嘲。
自2004年以后，《海外校园》的读者中，多了一群“80后”，包括国内的和留学海外的（“80后”的留学生，此时开始在海外大量出现）。这些年轻人最关心的是“关系”∶与父母，与同学的关系、男女朋友的关系等等。他们大多生活平顺、经济宽裕、环境自由，却不幸一直体验著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普遍匮乏和冷漠。他们心里渴望爱，却不得。
有一次我去参加“80后”的夏令会，参与表演的年轻人都很有才艺。他们表演了一个很感人的短剧∶一个美丽的女孩，因为得不到父母亲的爱，希望从同学和朋友中得到。上大学后，她有了一个男朋友，对她很体贴。他的甜言蜜语，让她的心第一次温暖起来。然而不久，她发现，他对别的女孩子也说著一模一样的甜言蜜语……“我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爱？”她问道。她的头顶上同时拉出了一条横幅，“一个寻找真爱的后现代女孩”，表达出这一代人的尴尬和痛苦的处境。
面对这样的挑战，《海外校园》开始探求父母、子女、婚姻、友谊、生活情趣、机运与努力等各方面的问题，讨论信仰在关系中的“关系”，以及种种真实的故事。
因网路的普及，《海外校园》开始拥有大量的国内作者。例如∶北大青春心理学辅导教师，其评析文章《解读青春》系列，引起了无数年轻学生的共鸣，甚至落泪，也对神的爱和基督信仰产生了深深的向往。
同时，面对许多时事性的议题，如美国大选、奥运、赈灾等，《海外校园》也本着“有时代气息”的自我期许，以及鼓励更多基督徒进入公共领域的原则，积极参与各议题的讨论。
最美的尚未到来──展望
中国海外留学生以及学成居留者，人数逾百万，加上国内难以计数的知识份子族群，这就注定了《海外校园》的服事，是沉重而又荣美的。
然而，服事只有热情是不够的。借用美国管理学大师，Peter Drucker的一句话， 非营利机构能否成功，全看它有没有清楚的使命，使得众人愿意投入。
那么，在这出刊100期之际，《海外校园》在未来的使命上，有着怎样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呢？《海外校园》自我的期许就是∶(1) 表达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见证，(2) 建设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心灵校园，(3) 开拓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领域。
开拓信仰明确的基督教文学，是《海外校园》未来重要的使命。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从老舍以降，中断了数十年。近年来，中国基督教作家增加甚多，然而远远未能形成规模，更未能在中国形成基督教文学。
尽全力在中国培养出像英国的托尔金、鲁益士，俄国的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，日本的三浦绫子 、远藤周作这样的作家，通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影剧等各文学领域，表达圣经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就是《海外校园》的目标。
另外，面对网路的兴起，开展网上的文字事工，既利用其便利和无远弗届的优势，又保存《海外校园》作为平面媒体的一贯较高的文字品质，亦是我们极大的挑战。
我们愿意接受这挑战，也深信“那最美的尚未来到”（The best is yet to be，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）
后记
看着这100期来，《海外校园》的读者和作者们，不断成长，从不信，到初信，再到虔信，到参与宣教和事工，以自己的专长参与事奉、不断贡献，这是我这个“老编辑”最感欣慰的。
然而我们也提醒自己， “举目远眺、洞察时机，开拓分享”，不断向前看，而不是扶犁回头，看已经做了多少。
近40年前，《今日基督教》编辑的谆谆嘱咐，我们不曾稍忘。我们只盼即使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环境中，仍有不同的读者、作者，不断到《海外校园》这里来，探求那些永恒的问题，寻求解答，并分享答案。为此，愿夙夜匪懈，不敢稍怠。
本文原刊于《海外校园》100期，2010年，原文链接https://yzd.oc.org/oc100-02/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