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注：范学德和熊璩，从海外校园创刊不久，就成为经常写稿的作者，也曾担任两刊的特约编辑多年，参与内容策划、讨论、编辑及关心作者、国内同工等，他俩对两刊的贡献，永蒙记念。《海外校园》出刊100期时，他们写下了和海外校园的渊源。
幸事──从读者、作者到业余编者
范学德
没想到一眨眼，《海外校园》已经出版100期了。记得我1994年看到《海外校园》后，立刻就喜欢上它了。它的可读性很强。我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也明知道这是基督教杂志，但还是喜欢读，也能读下去，因为它不八股，却像是在和读者促膝谈心，亲切而自然。
《海外校园》探讨的问题，也很有时代性。我对基督教刊物的印象，一直都是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和老百姓的生生死死、苦闷烦愁没什么大关系。读了《海外校园》才觉得，信仰和我每一天的生活是有联系的。作为读者，这是《海外校园》最吸引我之处。
到了1995年4、5月份的时候，我把我在信仰方面的挣扎写成“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”一文，传真给了《海外校园》。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，就收到编辑郑期英的回信，她说，我们这些天来正在祷告，希望得到“有情、有理、有灵”的文章，结果就收到了你的文章。她感谢神垂听了祷告。
我没想到自己冲动之下写出的文章，能和“祷告”应和，很激动。
这封信给我很大的鼓舞。到海外多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了，现在居然有编辑夸奖我写得不错！继续写吧。在《海外校园》编辑的鼓励和帮助之下，我把对信仰的反思写成了《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》一书，由“海外校园”1996年出版。后来又出版了散文集──《心的呼唤》，开了我散文随笔写作的先河。就这样，我又成了“海外校园”的作者。
2000年以后，我由作者又成了编者，《海外校园》的特约编辑。每二个星期一次，一起讨论问题、研究情况、彼此争论，不分领导群众，很开心。平日里，《海外校园》的编辑，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工具，而是当作弟兄，一直关心我。这种来自上帝的兄弟姐妹之爱，最难能可贵。使我不论是作为读者、作者，还是业余编者，都以成为“海外校园”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而心存感恩。
本文原载于《海外校园》100期，2010年，原文链接https://yzd.oc.org/oc100-06/。
与《海外校园》一同成长
熊璩
看着《海外校园》即将出版第100期，心中油然产生了一些感想∶
1. 遥记当年，苏文峰牧师创办《海外校园》之前，和我有过一些沟通。我对《海外校园》的编辑方向，极其赞赏。当时大多数基督教杂志，都只是较适合基督教教会内的人看的，太多的术语和教条，又或者仅仅是见证，很少对信仰在思想性、文化性方面，进行足够的讨论。
基督教历史学家马克诺尔（Mark Noll）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福音派心智的丑闻》。他书中最突出的一句话就是∶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就是没有什么心智（头脑）。而《海外校园》杂志的出发点就是“有情、有理、有灵”，三种特色兼备。不要小看了这三个要点，它反映了对人高度的同情，而不只是批评挞伐。它也反映了用论理代替说教，以及针对心灵而不只是大脑的方针。
2. 我从小对文字工作很感兴趣，对华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前辈苏恩佩姐妹，极其钦佩，也受到她许多的鼓励，这奠定了我对文字工作的爱好。《海外校园》创办后，我即应邀投稿，因此，我既是《海外校园》的读者，也是作者。
我一向喜欢思想性的东西，但驾驭中文的能力不足，所以文章常常用词生硬。加上个性严谨，所以，在为《海外校园》写稿初期，和编辑蔡越有很多“拉锯战”，即使她改我一个字，我也要弄清楚是为什么。一篇文章，甚至可以和她来回讨论十余次。
渐渐地我开始改变，从起初不了解编辑为什么这么改，到发现她这样修改后文章确实清楚了很多，我开始了学习和修正，慢慢改变了写作风格。近年来，我的文章得到了蔡编辑的大力肯定∶“在信仰层面和思想方面都有相当的深度，也有很高的可读性……” 我想这是她对我的鼓励，也是我和《海外校园》一同成长的结果。
3. 和《海外校园》编辑苏文峰牧师夫妇的交往，让我看到神的恩典，而不仅仅是冷酷的律法。他们夫妇能够接纳我这有残缺的人，常常给我鼓励。他们看问题的时候，不仅是从批评论断的角度，更会从上帝的恩典的角度。这种恩典的原则，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、也是最重要的原则。行出所说的，他们这种把爱和恩典落实到生活中的风格，也自然反映在《海外校园》中。
我相信，不仅当年《海外校园》的创刊，正好契合当时海外学子的心灵需要，在这100期的时候，以及在未来的日子，《海外校园》仍然会尽到对时代的责任。
本文原刊于《海外校园》100期，2010年，原文链接https://yzd.oc.org/oc100-07/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