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越
浮云游子意——飘泊与干渴
飘泊，是中国人的名字。
不管沿途的风景多么美丽，不管一路走来是欢声笑语还是步履维艰，不管有无热泪、有无回头顾盼，当一个人决定把自己连根拔起、流放他乡的时候，就是飘泊，带着剥离的痛苦。
这是50万飘泊海外的中国学人。50万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曾有过一个年代产生过这样一股浩大的“出国潮”。世界在窃窃私语：“倘若心灵可得饱足，理想可以实现，灵魂可得安宁，还会有这么多的知识份子涌出中国的大门吗？”
“在蔚蓝的大海上，
一只帆儿闪着白光。
它要寻求什么，
在这陌生的异地？
它失落了什么，
在那遥远的故乡？”
——屠格涅夫
50万的莘莘学子啊，你们要寻求的，是什么呢？
叹今生，谁舍谁收——海外新“天问”
故事一：1990年春天，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。落日正把最后的余晖洒在青青的草地上，空气中流动着清凉柔和的芬芳。草地的一侧，静静地坐着一个黑发的男人，和周围的西式建筑形成一种对照。作为著名的文学家，他曾经拥有过一切：名誉、地位、鲜花、掌声……
然而当他在1989年选择了知识份子的良知以后，一切就都失去了。是他选择了失去，选择了飘泊，选择了在异国的土地上看落日中的草地。可是选择之后的他感到了生命下的空缺。原本构建着他的生命的许多东西在沉沦，理想早已被辗得粉碎，激情也被辗得粉碎；在所有的“主义”都体无完肤之后，他开始寻求新的精神家园和“生命最后的实在”。
“何处是我的归程？”他问自己。
故事二：1986年，美国三藩市医院的精神病房。一个目光呆滞的男子坐在摆放著防自杀家俱的病房里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死。来美6年，他辛辛苦苦地打工、读书、工作。当绿卡将要批下之际，却突遭解雇。老板拒签档，跪下苦求无效；太太申请来美被拒签；全部积蓄6万元被骗走；最后，他走在马路上，被汽车撞倒，飞出十尺之外，送到医院急救……绿卡、职业、金钱、家庭、健康，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一切，全部失去。
“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？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”
故事三：美国南加州大学分子生物研究中心。一个年轻人站在一排试管前沉思――那是试管婴儿的温床。在那里，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，小心翼翼地把精细胞和卵细胞放在一起，看着精子穿过卵细胞膜，变成一个崭新的生命。5年前，当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这样的实验时，他充满了制造生命的骄傲。他甚至和同事们一起安排人的精子和金黄地鼠的卵子结合，作为人工受精研究的一个辅助试验。
然而，当他试验做得越多，资讯越多，知识越多的时候，他却发现，生命的奥秘远不是他可以掌握的，遑论生命的创造。他和其他所有的科学家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个拉幕的人。戏演得空前绝后并不是他的功劳，他只是目睹而已。他对他的妻子说：
“生命的辉煌真的是来自偶然的碰撞？人类的受精难道不更像神蹟吗？人，到底从哪里来？”
还有故事四、故事五：日本东京，凌晨3点做“小报童”的留学生，他们问自己：“我想要的，是什么？”法国巴黎的一个地下室里，一位中年女人在哭泣。她的博士丈夫已另结新欢，她被留在那里自生自灭。她在绝望中呼喊：“谁来救我？”
茫茫碧落拳拳心——我们可以为中国做什么？
这是198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烈日照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小的天堂镇。风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田，把一丝清凉带进一幢小楼敞开的窗内――屋内有一张办公桌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前沉思，而且，落泪。办公桌上放着他的名签“使者杂志主编苏文峰”。那些中国留学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，尽管他和他的妻子都来自台湾。这些年来，作为一个牧者，一个文字宣教士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国门是怎样打开的，他看到数以万计的中国学者学生带着梦想涌出国门，走向地球的每一个方向。
他也看到了“六．四”以后，海外的中国学人中突然掀起的、由冷漠转为热切追求的信仰高潮；他看到无数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，开始了全新的拼搏：有人读书，有人打工；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；有人欢笑，有人落泪……他更看到，当这些现象的影子飘过，在所有外在需要的背后，是人们共同的、内在的真正的需要——心灵的饥渴。
没有上帝的灵魂是永远不得安息的。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时，祂把永生的概念放置在人的心里，祂赋予灵魂权力以超越肉体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还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也无法停止思索永恒的原因――那是被压制的灵魂在叩问，欲求和那创造它的灵重新接通；那是干渴焦灼的心在呐喊，要寻求那永生的泉源。50万中国学人的灵魂，在海外自由的天地里，正如此地躁动着。
苏文峰，这个带领过不少中国学人信主的牧师，辨认出了心中强烈的使命感。
1969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，苏文峰和他的妻子郑期英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主编杂志、出版书籍长达10年。1980年，他们接受了使者协会的邀请，离台赴美，在宾夕法尼亚州主编《使者》杂志和校园事工12年。那是一本以北美华人为对象的基督教中文杂志，主要探讨北美生活的课题及教会、查经班的方向。
在那12年的文字事奉、外出讲道、牧会及神学院学习期间，苏文峰夫妇接触了许多中国学人。1988年6月，他们踏上了自小向往的神州大陆。面对那些骨肉同胞，感受到他们心中有无数的创伤和忧患，苏文峰夫妇心弦颤动不已。他们一再地问自己：“我们可以为中国做什么？”
90年代以后，中国知识份子精英更多涌向海外，逐渐形成“中国走向世界”同时“世界也走向中国”之势。“若我们能把握良机，全力赢得他们信主，中国今后的光景将截然不同。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无疑文字是最佳的媒介……”苏文峰在《历史性时刻》一文中这样写道。而他的太太郑期英则写道：“除了上帝和平的福音，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盼望？”
创办一份以海外的中国学生、学者为主要对象的布道性刊物，增加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认识，推动慕道友对福音的反应及最终的接受，促进中国的福音化，这样的念头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苏文峰夫妇的脑海。日日夜夜的迫切祷告中，在1989年底的华人差传大会后，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个清楚的声音：
“去吧，到中国学人中，把他们带到活水的源头来！”
（未完待续）
本文原刊于《海外校园》26期，原文链接http://ocfuyin.org/oc26-4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