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文峰口述，蔡越執筆
記得那是1974年，我從臺灣前往美國《今日基督教》雜誌社及一些出版社拜訪。那時我還很年輕。坐在華府的《今日基督教》辦公室中，我向該雜誌的編輯請教編輯理念（Philosophy of Ministry），他回答我∶辦刊物當有宗旨，要能夠幫助讀者解答永恆性的主題∶ 我如何認識上帝，如何愛與被愛，人生的意義，生存與生命，流浪與回歸……
35年了，我仍舊在為此探索和努力。
聚攏漂泊的心──創刊
拜訪《今日基督教》雜誌社那年，我在臺灣的校園福音團契，擔任著主編雜誌、書籍的工作。 6年之後，即1980年，我們夫婦接受了美國基督使者協會的邀請，離台赴美，在賓夕法尼亞州，主編以北美華人為對象的基督教雜誌《使者》。
不覺時至1989年，大量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，帶著加繆（Albert Camus)描述過的那種痛苦，選擇了湧向海外、異地漂泊──“在一個突然失去光亮的世界中，人會感到自己是異鄉人，是陌生客。他的流放無可補救，因為他被剝奪而失去了故園的記憶和對樂土的希望。”（法國作家加繆）
他們是帶著強烈的困惑走出國門的，他們的出走，也明顯形成“中國走向世界、世界走向中國”之勢。和他們接觸越多，我越感受到他們欲認識真理而不得，想愛與被愛卻無力，身在流浪、心靈切切盼望歸家的痛苦……他們的痛苦是那樣的深刻，他們的探問是那樣的強烈，使人動容、無法不感同身受。
我迫切感受到，需要有一份雜誌來解答他們的困惑，帶領他們認識上帝，得到人類永恆性問題的解答。正如我的妻子鄭期英（也是我台大的學妹）所說∶“除了上帝和平的福音，還有什麼能為他們帶來真正的盼望？”
“若我們能把握良機，全力嬴得他們信主，中國今後的光景將截然不同。要把福音傳給他們，無疑文字是最佳的媒介。”我也在自己的《歷史性時刻》一文中，表達了這樣的願望。
於是，1992年11月，在許多人日日夜夜的迫切禱告中，在洛杉磯、我們的家中，《海外校園》（取“海外覓真理，人生即校園”之意），這第一份針對大陸海外學人傳福音的雜誌，終於出版了，並以“我從哪裡來？我置身何處？我往哪裡去？”（創刊詞）這樣的呼聲，聚攏異地漂泊的遊子的心。
挑戰和回應的歷史──至今
英國歷史學家、巨著《歷史研究》（A Study of History）的作者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 )說過，人類歷史，就是挑戰和回應的歷史。
《海外校園》從創刊到一百期，也正是回應時代的挑戰、在回應中傳揚福音的歷練。
1992-1995（創刊號-14期）∶“基督教熱”時期
“最初促使我跟你們接觸的，是好奇；對自己的信仰的無限忠誠，是我們之間的共同點；如果你們這本刊物想讓不信神的人看，請你們回想一下自己不信神時的情況；既然你們相信‘靈’，就請不要給我講那麼多‘理’。”
──留美學人“平底鍋”，於1993年11月致《海外校園》
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，也促成了中國人的“出國熱”。在蘇聯解體、柏林牆倒塌的隆隆聲中，無數中國學者、學子，也從相對封閉的黃土地上，到達了嚮往已久的蔚藍色天空下。
他們帶著對宗教的困惑疑問，帶著對真理的熱烈渴求，帶著慕道者對信仰的不息探索，發出了和“平底鍋”一樣的疑問。
對此，《海外校園》把回應重點，放在了基督信仰的探索問答上，例如∶上帝是否真的存在，耶穌是誰，聖經真實可信嗎？……
於是，就有了許牧世老教授（海外基督教華人出版界泰斗）的回應文章，如《他正在禱告》、《瓦器中的寶貝》。
有了《海外校園》編輯與著名學者、作家，如劉再復、方勵之等的深度對話（9-20期）。
有了真實感人的見證和認識信仰的分享，如張玫珊的《帳篷》、里程的《迢迢真理路》。
也就在這個時期，《海外校園》奠定了雜誌內容“有情、有理、有靈”、文風則 “像清晨在林間漫步，可以感到上帝的光芒從頭頂照下，卻不過於強烈和灼熱”（語自寧子，南京旅美作家）的原則，並保留至今，成為了《海外校園》的特色。
1996-1999（15-38期）∶“成家立業期”
“聖經說∶‘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，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穿什麼……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，也不種，也不收，也不積蓄在倉裡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……’然而，我卻覺得，這段經文雖然文字優美，在現實生活中是行不通的。幸福依靠個人奮鬥！”
──來美探親的中國作家協會作家紅葉，1997年致《海外校園》
90年代後期，中國已經有一部分人富起來，沿海特區的開發、外資的流入，以及國內外頻繁的交流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從追求理想，變成了“白貓、黑貓”的實用主義者，“個人奮鬥”的思潮開始顯露。
而此時，大量的中國留美學生，包括《海外校園》的讀者，也開始進入“成家立業期”──不僅畢業、成家、綠卡已經在握，且以專業人士的身分進入中產階層。他們急切地開始了價值觀、人生觀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探索。
感受到這些學子和配偶，以及前來探親的父母親人的需要，《海外校園》以每月一個主題，討論與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∶“愛與恨”、“善與惡”、“男與女”、“成與敗”、“理想與現實”、“丈夫與妻子”……
《海外校園》刊登了許多故事見證、生活品談、信仰爭辯，例如榮子的《巴黎春回》、海斯特的《用杖教子，行嗎？》等，並邀約北美等海外教會中各種觀點的人或舉行座談會，或筆談，向讀者呈現出共同信仰中的多元觀點。
這期間，《海外校園》還出版了許多書籍，如《遊子吟》，至今一版再版。
2000-2003（39-62期）∶相遇突破期
“如果耶穌生活在中國，他會有什麼答案？……30年代的中國是覺醒的，90年代的中國，卻是清醒的。覺醒之後可以去找出路，清醒之時已無夢可做。”
──曉子，定居英國，寫於2000年《海外校園》39期
相對於美國自九一一始進入衰退，中國經過10年發展，進入經濟真正起飛、蓬勃發展的階段。中國留學生逐漸形成回流──“海歸”。
《海外校園》的中國國內讀者，大幅增加，這就要求《海外校園》不可只有海外視角，也要滿足國內對信仰的需求。
“中國知識份子千百年來，以熱血獨攬天下責任的虛幻已破滅”（語自“拔劍出京城”），此時代，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的學子，皆已將關注的重點，從國家、民族、大義等，轉至突破自我、醫治創傷，在理性、情感、感情上自我實現、自我提升，等等方面。面對信仰，他們不再像前輩那樣排斥，但也不再那樣熱血沸騰，他們只是詢問∶信仰和我個人有什麼關係？信仰能不能不只是神學理論，也能具體落實到生活中？
假如你不能迅速給出答案，你就失去了他們。
因此，《海外校園》又回到基本的探索問答，重在“如何與上帝相遇”，以及個人生命困境的突破。主題例如∶人與上帝、人與己、人與物；與神相遇在生死中、大自然、親情中；創傷、環境、自我、信仰等的突破……讓信仰在人生各種際遇中顯明，讓真實感人的見證，活潑生動地將信仰詮釋。
例如，余宗澤《愛家的男人死在半路上》，吳蔓玲《我如此走出同性戀》，錢錕《生物學歷史上最大的騙局》等，都得到了許多讀者的迴響。葉子的系列中篇小說《回家的路》、《雪在燒》等，更使得讀者迫不及待，打電話到編輯部，要求提前透露後續的故事情節。
也在這時期，《海外校園》雜誌社開辦了《舉目》雜誌，讀者對象是參與事奉的基督徒。
2004-2007（63-86期）∶關係尋找期
“離開家去讀大學的時候，我心裡並不留戀……我心裡只是希望父母至少能和我聊聊天，稍微關心一下我到底在想什麼。有時候，我開玩笑地對媽媽說，她不會教育孩子。她說∶怎麼沒教育？我不是天天罵你嗎？”
──大學三年級生蓮子《上不得天，入不得地》，《海外校園》91期
錢鍾書有一部沒有完成的法語譯作《百合心》。“百合心”的意思是∶人的心有如百合，層層剝開，唯餘虛無。許多“80後”（1980年代後出生的人），便以此自嘲。
自2004年以後，《海外校園》的讀者中，多了一群“80後”，包括國內的和留學海外的（“80後”的留學生，此時開始在海外大量出現）。這些年輕人最關心的是“關係”∶與父母，與同學的關係、男女朋友的關係等等。他們大多生活平順、經濟寬裕、環境自由，卻不幸一直體驗著親情、愛情和友情的普遍匱乏和冷漠。他們心裡渴望愛，卻不得。
有一次我去參加“80後”的夏令會，參與表演的年輕人都很有才藝。他們表演了一個很感人的短劇∶一個美麗的女孩，因為得不到父母親的愛，希望從同學和朋友中得到。上大學後，她有了一個男朋友，對她很體貼。他的甜言蜜語，讓她的心第一次溫暖起來。然而不久，她發現，他對別的女孩子也說著一模一樣的甜言蜜語……“我怎樣才能得到真正的愛？”她問道。她的頭頂上同時拉出了一條橫幅，“一個尋找真愛的後現代女孩”，表達出這一代人的尷尬和痛苦的處境。
面對這樣的挑戰，《海外校園》開始探求父母、子女、婚姻、友誼、生活情趣、機運與努力等各方面的問題，討論信仰在關係中的“關係”，以及種種真實的故事。
因網路的普及，《海外校園》開始擁有大量的國內作者。例如∶北大青春心理學輔導教師，其評析文章《解讀青春》系列，引起了無數年輕學生的共鳴，甚至落淚，也對神的愛和基督信仰產生了深深的嚮往。
同時，面對許多時事性的議題，如美國大選、奧運、賑災等，《海外校園》也本著“有時代氣息”的自我期許，以及鼓勵更多基督徒進入公共領域的原則，積極參與各議題的討論。
最美的尚未到來──展望
中國海外留學生以及學成居留者，人數逾百萬，加上國內難以計數的知識份子族群，這就註定了《海外校園》的服事，是沉重而又榮美的。
然而，服事只有熱情是不夠的。借用美國管理學大師，Peter Drucker的一句話， 非營利機構能否成功，全看它有沒有清楚的使命，使得眾人願意投入。
那麼，在這出刊100期之際，《海外校園》在未來的使命上，有著怎樣的定位和自我期許呢？《海外校園》自我的期許就是∶(1) 表達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證，(2) 建設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校園，(3) 開拓當代中國基督教文學的領域。
開拓信仰明確的基督教文學，是《海外校園》未來重要的使命。中國的基督教文學從老舍以降，中斷了數十年。近年來，中國基督教作家增加甚多，然而遠遠未能形成規模，更未能在中國形成基督教文學。
盡全力在中國培養出像英國的托爾金、魯益士，俄國的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，日本的三浦綾子 、遠藤周作這樣的作家，通過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影劇等各文學領域，表達聖經的世界觀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，就是《海外校園》的目標。
另外，面對網路的興起，開展網上的文字事工，既利用其便利和無遠弗屆的優勢，又保存《海外校園》作為平面媒體的一貫較高的文字品質，亦是我們極大的挑戰。
我們願意接受這挑戰，也深信“那最美的尚未來到”（The best is yet to be，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）
後記
看著這100期來，《海外校園》的讀者和作者們，不斷成長，從不信，到初信，再到虔信，到參與宣教和事工，以自己的專長參與事奉、不斷貢獻，這是我這個“老編輯”最感欣慰的。
然而我們也提醒自己， “舉目遠眺、洞察時機，開拓分享”，不斷向前看，而不是扶犁回頭，看已經做了多少。
近40年前，《今日基督教》編輯的諄諄囑咐，我們不曾稍忘。我們只盼即使在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環境中，仍有不同的讀者、作者，不斷到《海外校園》這裡來，探求那些永恆的問題，尋求解答，並分享答案。為此，願夙夜匪懈，不敢稍怠。
本文原刊於《海外校園》100期，2010年，原文鏈接https://yzd.oc.org/oc100-02/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