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越
浮雲遊子意——飄泊與乾渴
飄泊，是中國人的名字。
不管沿途的風景多麼美麗，不管一路走來是歡聲笑語還是步履維艱，不管有無熱淚、有無回頭顧盼，當一個人決定把自己連根拔起、流放他鄉的時候，就是飄泊，帶著剝離的痛苦。
這是50萬飄泊海外的中國學人。50萬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不曾有過一個年代產生過這樣一股浩大的“出國潮”。世界在竊竊私語：“倘若心靈可得飽足，理想可以實現，靈魂可得安寧，還會有這麼多的知識份子湧出中國的大門嗎？”
“在蔚藍的大海上，
一隻帆兒閃著白光。
它要尋求什麼，
在這陌生的異地？
它失落了什麼，
在那遙遠的故鄉？”
——屠格涅夫
50萬的莘莘學子啊，你們要尋求的，是什麼呢？
歎今生，誰捨誰收——海外新“天問”
故事一：1990年春天，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園。落日正把最後的餘暉灑在青青的草地上，空氣中流動著清涼柔和的芬芳。草地的一側，靜靜地坐著一個黑髮的男人，和周圍的西式建築形成一種對照。作為著名的文學家，他曾經擁有過一切：名譽、地位、鮮花、掌聲……
然而當他在1989年選擇了知識份子的良知以後，一切就都失去了。是他選擇了失去，選擇了飄泊，選擇了在異國的土地上看落日中的草地。可是選擇之後的他感到了生命下的空缺。原本構建著他的生命的許多東西在沉淪，理想早已被輾得粉碎，激情也被輾得粉碎；在所有的“主義”都體無完膚之後，他開始尋求新的精神家園和“生命最後的實在”。
“何處是我的歸程？”他問自己。
故事二：1986年，美國三藩市醫院的精神病房。一個目光呆滯的男子坐在擺放著防自殺傢俱的病房裡，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：死。來美6年，他辛辛苦苦地打工、讀書、工作。當綠卡將要批下之際，卻突遭解雇。老闆拒簽檔，跪下苦求無效；太太申請來美被拒簽；全部積蓄6萬元被騙走；最後，他走在馬路上，被汽車撞倒，飛出十尺之外，送到醫院急救……綠卡、職業、金錢、家庭、健康，一個中國人在美國所擁有的一切，全部失去。
“我為什麼還要活下去？人活著有什麼意義？”
故事三：美國南加州大學分子生物研究中心。一個年輕人站在一排試管前沉思――那是試管嬰兒的溫床。在那裡，他用戴著手套的雙手，小心翼翼地把精細胞和卵細胞放在一起，看著精子穿過卵細胞膜，變成一個嶄新的生命。5年前，當他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做這樣的實驗時，他充滿了製造生命的驕傲。他甚至和同事們一起安排人的精子和金黃地鼠的卵子結合，作為人工受精研究的一個輔助試驗。
然而，當他試驗做得越多，資訊越多，知識越多的時候，他卻發現，生命的奧秘遠不是他可以掌握的，遑論生命的創造。他和其他所有的科學家一樣，只不過是一個拉幕的人。戲演得空前絕後並不是他的功勞，他只是目睹而已。他對他的妻子說：
“生命的輝煌真的是來自偶然的碰撞？人類的受精難道不更像神蹟嗎？人，到底從哪裡來？”
還有故事四、故事五：日本東京，凌晨3點做“小報童”的留學生，他們問自己：“我想要的，是什麼？”法國巴黎的一個地下室裡，一位中年女人在哭泣。她的博士丈夫已另結新歡，她被留在那裡自生自滅。她在絕望中呼喊：“誰來救我？”
茫茫碧落拳拳心——我們可以為中國做什麼？
這是198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，烈日照著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小小的天堂鎮。風穿過一大片綠油油的玉米田，把一絲清涼帶進一幢小樓敞開的窗內――屋內有一張辦公桌，一個中年男人坐在桌前沉思，而且，落淚。辦公桌上放著他的名簽“使者雜誌主編蘇文峰”。那些中國留學生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他，儘管他和他的妻子都來自臺灣。這些年來，作為一個牧者，一個文字宣教士，他親眼目睹了中國的國門是怎樣打開的，他看到數以萬計的中國學者學生帶著夢想湧出國門，走向地球的每一個方向。
他也看到了“六．四”以後，海外的中國學人中突然掀起的、由冷漠轉為熱切追求的信仰高潮；他看到無數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，開始了全新的拼搏：有人讀書，有人打工；有人成功，有人失敗；有人歡笑，有人落淚……他更看到，當這些現象的影子飄過，在所有外在需要的背後，是人們共同的、內在的真正的需要——心靈的饑渴。
沒有上帝的靈魂是永遠不得安息的。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時，祂把永生的概念放置在人的心裡，祂賦予靈魂權力以超越肉體。這就是為什麼即使還不認識上帝的人，也無法停止思索永恆的原因――那是被壓制的靈魂在叩問，欲求和那創造它的靈重新接通；那是乾渴焦灼的心在呐喊，要尋求那永生的泉源。50萬中國學人的靈魂，在海外自由的天地裡，正如此地躁動著。
蘇文峰，這個帶領過不少中國學人信主的牧師，辨認出了心中強烈的使命感。
1969年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，蘇文峰和他的妻子鄭期英在臺灣的校園團契主編雜誌、出版書籍長達10年。1980年，他們接受了使者協會的邀請，離台赴美，在賓夕法尼亞州主編《使者》雜誌和校園事工12年。那是一本以北美華人為對象的基督教中文雜誌，主要探討北美生活的課題及教會、查經班的方向。
在那12年的文字事奉、外出講道、牧會及神學院學習期間，蘇文峰夫婦接觸了許多中國學人。1988年6月，他們踏上了自小嚮往的神州大陸。面對那些骨肉同胞，感受到他們心中有無數的創傷和憂患，蘇文峰夫婦心弦顫動不已。他們一再地問自己：“我們可以為中國做什麼？”
90年代以後，中國知識份子精英更多湧向海外，逐漸形成“中國走向世界”同時“世界也走向中國”之勢。“若我們能把握良機，全力贏得他們信主，中國今後的光景將截然不同。要把福音傳給他們，無疑文字是最佳的媒介……”蘇文峰在《歷史性時刻》一文中這樣寫道。而他的太太鄭期英則寫道：“除了上帝和平的福音，還有什麼能為他們帶來真正的盼望？”
創辦一份以海外的中國學生、學者為主要對象的佈道性刊物，增加他們對基督信仰的認識，推動慕道友對福音的反應及最終的接受，促進中國的福音化，這樣的念頭，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出蘇文峰夫婦的腦海。日日夜夜的迫切禱告中，在1989年底的華人差傳大會後，他們終於聽到了一個清楚的聲音：
“去吧，到中國學人中，把他們帶到活水的源頭來！”
（未完待續）
本文原刊於《海外校園》26期，原文鏈接http://ocfuyin.org/oc26-40。